从霞公府家中出来步行十多分钟，去中山公园打太极拳、练气功 ,是这一带居民的健康生活方式，如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老舍先生，他也是从北京文艺联合会(今霞公府所在地)出来，每天坚持去中山公园练太极气功。霞公府身旁的中山公园不仅是京城一处知名的旅游景点，也是中国近代群英汇聚的文化圣地。这座百年名园曾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它的魅力至今经久不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中山公园的游客，有不少是专为茶座而来的，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华盛景。中山公园有各种类型的茶座，无论男女老少，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有人曾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即中山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中山公园中受游客喜爱的茶座主要有四家，从时人的调侃中，我们便能看出四大茶座各自不同的特色。“来今雨轩是国务院”，因为政界要人闲暇时常在此碰头，也总能见到文化界名人、大学教授驻足于此;“长美轩是五方元音”，这里的客人是三教九流，茶点引人垂涎，物美价廉;“春明馆是老人堂”，老人们在此下围棋、鉴赏古董，一坐就是大半天;“柏斯馨是青年会”，这里是洋派人物、摩登爱侣说情话的地方，卖的是西式茶点，即咖啡、荷兰水、冰淇淋等。
鲁迅先生是中山公园的常客。中山公园建成开放(1914年)后的十多年间，鲁迅先生多次来园，在《鲁迅日记》中就记载了60次，特别是1926年7月6日到8月9日几乎每天下午来园，多是饮茶、交谈、阅报、参观展览，也进行小说创作和翻译。例如1924年5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遇许钦文，邀之至中央公园饮茗”(中山公园当时称中央公园)，他们这次交谈的内容就是讨论小说创作问题。鲁迅先生还在来今雨轩的茶座中与齐寿山合译荷兰童话小说《小约翰》一书。张恨水(中国著名章回小说家)也常常光顾来今雨轩的后院茶座，《啼笑因缘》便是创作于此。林徽因在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更是经常来到这里。另外，朱自清、沈从文、老舍、齐白石等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也都曾在这里留下身影。
不仅文人墨客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中山公园，胡适等一批北大教授也对这座公园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青睐。胡适在任职北大期间经常来园，或与北大的同事结伴，或与学生同游。如“民国”十年九月十五日，这一天正是中秋前夕，《胡适的日记》中写道：“作《章实斋年谱》，至夜八时，见月色撩人，就独自去游公园，进园后，遇一涵、慰慈、文伯、淮钟。同到水榭后石角上，喝茶高谈。月色甚好，念明天是中秋，不知有此好月否?”据《胡适与当代史学家》称：“后来钱穆先生在北大教书时，也常去中央公园。”而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也有关于友人相会于中山公园的记载。谢兴尧先生在其《中山公园的茶座》一文中记载了钱玄同先生与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公园喝茶的场景：“有两位也时常
在长美轩茶座上的，是钱玄同和傅斯年，不过他两人比较特别，总是独自一人，仰天而坐，不约同伴，不招呼人。”为何北大教授们对这座公园如此情有独钟?首先，当时北大的校舍分散于中山公园附近，且先生们也住在学校附近，为他们来园提供了莫大方便;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人集会的传统，在此传统影响下，北大的教授们课余之际常常在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讨论学术问题，或关切国家命运。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眼中，中山公园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它的建造初衷。他们对中山公园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这座公园向人民群众普及先进的知识、科学的观念，传播西方的文化和艺术，启迪民智，陶冶情操，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和民族精神。而文学创作、商讨国事、举办社团和展览，是知识分子阶层力所能及的振兴民族、爱国报国的手段。名噪一时的文人在中山公园的活动是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霞公府所在的紫禁城周边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核心要地，不仅有中山公园，也有群英汇聚的欧美同学会(马克思资本论翻译地)，有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今天霞公府所在地)，还有传统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和三联韬奋书店......生活在王府井霞公府，当你闲暇之余或不经意间都会发现这里的精神之美。从元大都开始兴建至今，过去的七百多年中，霞公府所在的王府井大街一直作为北京的文化中心和商业金街，交通、教育、政务、商业、文娱休闲等生活配套设施都已尽善尽美。邻紫禁城、中山公园，老北京纯正的历史文化与王者风骨萦绕身边，居王府井、霞公府，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已臻于化境。
关于霞公府：霞公府是建造在北京紫禁城旁的顶级人文宅邸，身处有七百多年历史的王府井文化商业街区。霞公府名称沿用晚清贵族载霞府邸旧名。其建筑规划由实力雄厚的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完成，室内设计邀请了著名的“新装饰主义”领军人邱德光先生主持。霞公府定位于为巅峰人士提供在中国经济文化核心区域的顶级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将为您提供一个充满文化内涵和顶级生活品质的温馨家园。
